图文:亚伯拉罕、斯提公开训练
这样不能反映老子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古代原创精神。
第二个特性是他要使《公羊》成为他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6]203。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
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蒙文通也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经由董仲舒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董仲舒依然坚持,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但是董仲舒逐渐将革命替换为改制,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兼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17]217,董生变其所学,以委屈于汉,固无以愈于公孙弘之阿世,然儒术遂行,儒显而道以晦,独非董生之咎哉?[17]157 相比之下,徐复观对董仲舒抱有很大的同情。徐复观认为,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有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至《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始以四时为中心,将阴阳五行四方,配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然儒家思想,在打了若干折扣之后,却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此一胜利,逐渐使法家的传统下降而为‘吏的地位,于是以前的政治实权虽仍操之于吏,而在政治的名分上,吏总是从属于儒[3]243-345。
……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12] 由此可见,《公羊传》与董仲舒的春秋学都强调变的重要性而反对泥于辞词,但是这些变化需有一个重要的参照,就是常例和经。因为儒家存有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依赖,所以儒家否定了政治是一种权力或利益游戏的观念,也否定了国家是一种暴力压迫工具的观点。
虽说康以托古的方式,来试图从传统制度中转化出现代政治制度,比较牵强,但这样做法的长处在于强调现代制度和传统价值之间的联系。1.细恶及等差问题 《公羊传》隐公十年中说,《春秋》录内而略外。他举《竹林第三》开头的一段话来解释从文化的角度,夷夏的定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董仲舒认为要了解义和指的内在含义,若非精心达思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是基于现代学术立场对于经学立场的质疑。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
必如此,始能达到对人君的行为发生教诫的作用。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是否是董仲舒开启了纬书的传统,这个可能是会有争议,但是历史上的确有人甚至把董仲舒的书看作是纬书: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使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许多人关注到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成分。
这不仅是把《公羊传》当作构成自己哲学的一种材料,而是把《公羊传》当作是进入到自己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6]206。儒家的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3]247。所以,董仲舒之《春秋》学所要做的,是在汉代新的政治格局里为儒家寻求一种思想和制度之间的张力,即儒家要成为新的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又要避免为政治权力所控制。虽然不断有儒家学者强调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法家和黄老道学的混合依然是汉武之前的主要的统治观念。
于内,大恶讳,小恶书。……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也.见于《四部丛刊正编》之《春秋繁露·楚庄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6页。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徐复观先生并认为将三统与文质的转递相牵合,则是董仲舒的诬诞[6]215-216。他说,关于公羊学的传授,《史记》列董仲舒为首,而《汉书》将胡毋生居首。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44页。《玉英第四》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天志仁,其道也义,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一部分人侧重于制度建构,例如叔孙通等人制定的朝仪,以及儒生们对于明堂、封禅等制度的讨论,使儒学与实际的政治运行不断地结合。
蒙文通也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经由董仲舒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董仲舒依然坚持,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但是董仲舒逐渐将革命替换为改制,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兼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17]217,董生变其所学,以委屈于汉,固无以愈于公孙弘之阿世,然儒术遂行,儒显而道以晦,独非董生之咎哉?[17]157 相比之下,徐复观对董仲舒抱有很大的同情。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
第二是天与心性,心性问题是儒家的根本问题。许倬云也认为将自然与人间秩序合而为一,是汉初的共同精神,只是以儒家为主体的系统,具有浓厚的道德性。
文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董生在这一趋势之下,却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装入于这一四不像的宗教躯壳之中,想由此使大一统的皇帝,在意志与行为上不能不有所畏忌,在这种畏忌中,不能不接受儒家政治的理想。
2.强干弱枝与君、臣、民的关系 儒家一直强调亲亲、尊尊,春秋之时,恩衰义缺,所以要特别强调亲亲之仁和尊尊之义。徐复观认为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的系统,主要目的是要给现实的政治权力寻找一个制约性的因素,因此宗教性的成分反而比较弱。注释: ①《汉书·儒林传》:胡毋生治《春秋公羊传》,汉景帝时立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天下有圣而在后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为难。
这些都是要把君主神秘化并提升其权威的观点。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按照《公羊传》的解释,麟为仁兽,是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徐复观认为因为汉代的疆域远远超越了春秋时代的华夏,因此,在汉朝的疆域内生活着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夷狄,而这些不同的种族在新的王朝里已经成为地方性的问题,而不再是种族的冲突,因此董仲舒对于夷夏观念的重新思考,成为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精神力量。
徐复观与许多学者一样,将董仲舒的哲学称之为天的哲学,但是我们从前文中可以看到天并非是董仲舒的终极性的本体,在天之前还有一个元。通过将公羊学事实化并强调天人之学中人道的至上性,徐复观先把董仲舒的公羊学与别的传经之儒的公羊学做了判别。
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孔)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与之相比较,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当代美国,资本原则已经全面渗入了生产、流通、交换与消费的所有环节,并使得这些原则可以在国家政权的干预力被悬置的前提下独立地建立起一个数据化的秦政管理模式(与之同时,现代货币自带的统一数据格式的功能,以及其对于实物经济的独立性,也大大提高了这一管理模式的运作效率)。同时,武帝时代开始的盐、铁专卖制度,亦使得诸如盐、铁之类的重要经济资源的运作,全部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由此使得掌握了这些数据的政府能够利用信息优势获得超额经济利益。
因此,如果我们将独裁仅仅理解为秦政的近义词的话,那么,那种将儒家视为专制同谋者的观点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不过,需要数据化的儒家所留意的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只能成为实现儒家所希冀的现代周政的器,而非道。
而真正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了儒家宗族小数据主义胜利的,乃是东汉初年的度田事件,即汉光武帝刘秀试图通过丈量、核算全国豪强土地以全面掌握帝国经济运行数据的历史事件。而欧尼尔则通过对于保险业在美国的运作细节的揭露,而提供了另外两个与之遥相呼应的案例。
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进入专题: 儒家 数据化 大众化 。